如果不能包赢，还要律师做甚？

不出意外的话，每个律师应该都被问过“律师，我的案子能赢吗？”

作为当事人，一定希望律师信心满满地告诉他：“放心，你的案子能赢，交给我就行了”。作为律师，如果不是骗子，却不敢轻易给当事人这样的承诺。不过，除非是第一次接触律师，遇到“包赢”的律师，当事人心理恐怕也不一定踏实——为什么那么多律师都不敢包赢，而这个律师敢包赢呢？

律师为什么不能包赢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裁判权在法院手里，不在律师手里。如果认为花了钱，就能够买到法院给的胜诉结果，那么何必把钱给律师这个“二道贩子”，而不是直接给法院呢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。遇到总是要律师包赢，不包赢就要退费的当事人，我常常“鼓励”他们自己去开一家法院。如果“实力”不允许开一家法院，那就到法院去咨询看能否直接交钱买结果。

事实上，无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，用金钱来购买裁判权，为自己服务。所以，法院的裁判权，不是商品，不具有可购买性。法院只能预收诉讼费用。而且，法院收了诉讼费用也不能包你赢。反而，你赢了官司，法院还要把你预交的钱退给你，再去找败诉的另一方去收这笔钱。

所以，想花钱买结果，在律师这里行不通，在法院也行不通。如果行得通，那必定是歪门邪道。一旦东窗事发，不仅买来的结果不保，恐怕自己还要吃牢饭。

既然律师不能包赢，那还要律师做甚？每个法院都有诉讼服务中心，去那里获得帮助得了？毕竟，我们的法官行为规范也要求法官做好诉讼指导、风险提示、法律释明等便民服务。然而，现实的困难是，很多法官都是超负荷工作，有大量的案件要办，导致法官有心无力去做这些便民服务。而且，对于当事人在立案后询问证据是否有效、能否胜诉等实体问题，也不允许法官提供倾向性意见，只能告知此类问题只有经过审理才能确定。

写到这里，应该就明白了，案子能否胜诉，只有经过审理才能确定。那么，怎么参与审理过程，就非常重要。如果把裁判结果比喻为产品，那么审理过程就是产品的加工、生产过程。诉讼请求、证据材料、参考案例、相关规定等等就是加工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。原材料准备不好，生产出来的就是残次品。

如果起诉的理由（案由）没有选择好，或者证据没有准备充分，那么本来可以赢的案子，就有可能输掉。毕竟，我国三部诉讼法律都规定，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三部仲裁法律也规定，仲裁必须根据事实，符合法律。事实是过去已经发生的，是需要证据来证明和还原的，而不是空口无凭讲的故事。

在审理过程中，如果不能有效应对管辖、答辩、举证、质证、辩论等专业问题，也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。没有法律知识或者缺乏诉讼经验的人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搞懂这些专业问题。试想，如果李四委托了专业律师，而张三赤膊上阵，那么是不是拿自己的业余在挑战别人的专业？ 

如果张三突然接到了法院的通知，自己被李四告了。法院开庭在即，张三却手忙脚乱，不知道如何准备。如果张三知道提出管辖异议或者申请延长举证期限，是不是可以换取更充分的准备时间？

我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，对方提交了一份写在笔记本上面的证明材料，落款的时间是2022年。我看到这个笔记本很新，于是查询了这个笔记本上面的商品条码。一查询吓一跳。这个条码居然是2023年才启用。那么对方的虚假证明材料，显然不攻自破。如果当事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可能要吃哑巴亏。

诉讼必然存在相互对立的两方，甚至多方。打官司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每一方都想赢。委托律师代理诉讼，就相当于加强自己的武器装备。

专业的律师熟悉诉讼程序，了解司法规律，能够帮助当事人制订最佳的诉讼策略，组织有效的证据体系，提供最具说服力的参考案例，最大限度地缩小法院的自由裁量权，争取案件结果的最大确定性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苏力教授在《送法下乡——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》一书中指出：“一般来说，至少中国目前基层社会的诉讼当事人更重视案件结果，重视诸如‘判了几年'或‘赔了多少钱'这样的问题，而不大关心这种结果的法律和证据来历”。“在基层社会中，当事人更关心，甚至仅仅关心案件的结果，而不是法律（无论是实体法或程序法）”。（《送法下乡——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（修订版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202至203页）

就笔者的感受而言，何止是基层社会，大部国人可能都是如此。

所以，中国的律师仍将被继续拷问——如果不能包赢，要你律师做甚？

       作者介绍

刘涛 • 律师

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，湖北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，2010年获准律师执业，具有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案件代理经历，在撤销仲裁裁决、二审改判、再审改判、执行异议、确认行政行为无效、确认行政行为违法、撤销行政行为、撤销行政复议决定等方面收获了众多典型案例。在刑事辩护方面取得的业绩较为突出，被湖北省律师协会评定为刑事专业律师。